广东潮剧院潮剧艺术博物馆中收藏的童伶卖身契（陈史/摄）

1951年，老正顺香潮剧团宣布烧掉童伶卖身契（陈史/摄）

　　一张泛黄的纸张，褪色的字迹记录了潮剧童伶卖身老戏班的无奈与辛酸。封建童伶制以严酷的方式迫害儿童，致使童伶身心备受摧残，也阻碍着潮剧艺术的发展。广东潮剧院潮剧艺术博物馆中收藏着一份童伶卖身契，这张立于80年前的心酸契约，再现了封建社会潮剧童伶的悲惨命运。

　　父母无修世

　　卖仔去做戏

　　馆藏的这份卖身契复制品立于中华民国35年12月17日（即1936年），虽然这张卖身契留有茶渍，有部分被虫蛀的痕迹，但仍能清晰地看到卖身契中的具体内容。“立合约人陈亚果、郑岐芳今愿将小女郑亚妹现年十一岁，送入潮剧老赛桃源班学艺……”（标点符号为释读方便所加注）从这份童伶卖身契上可以看出，契约是由郑亚妹的父母与老赛桃源班的班主刘汉松代表签订的，其中还有介绍人王二婶。契约中除写明价钱、年限外，还写明童伶若生意外“各安天命”，其生死与戏班无关，“不得藉口生端”等不平等条约。

　　数年前，潮剧研究学者郑志伟前往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参观时，发现馆藏有这份潮剧童伶卖身契，他告诉记者，许多童伶家中留存的卖身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经被毁掉，能找到证明童伶制历史的史料已实属不易。在征得博物馆同意后，将其用相机拍摄下来。回到汕头时，他将其重新翻印出来，作为资料收藏起来。后来，郑志伟在研究挖掘的过程中发现，目前尚有数份童伶卖身契留存民间。

　　民谚云：“父母无修世，卖仔去做戏。鼓乐声声响，目汁垂垂滴。”据了解，潮剧童伶制大约出现于清朝乾隆年间，至1951年结束，前后大约存在一个半世纪之久。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（潮剧）代表性传承人张长城可以算是潮剧中的最后一批童伶，当年他曾经历过最为黑暗的日子。

　　过非人生活

　　自身刻苦来学戏

　　出生在潮阳成田沙陇村的张长城是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，饥寒交迫的生活迫使当时10岁的他卖身到老宝顺当童伶，后来又转卖到中一枝香和老三正顺等戏班，饱受班主的虐待和折磨，过着非人的生活。童伶订立卖身契之后，就如同被套上绳索，成为戏班班主的奴隶。若有人学艺成绩差，或是演出时出错，或违反班规，就会被班主施以酷刑。张长城说，最为严酷的可算是“抄公堂”，即是一个童伶做错事，整个戏班的童伶都要受罚，而且打的时候是用藤条抽打手指关节处，那种疼痛是极为难忍的。

　　张长城还清晰地记得，当时同个戏班的童伶在庵埠演出时唱不出声，歇戏后私自逃跑。被班主抓到之后，找了两个人按住她，用竹板对着小腿就是一顿毒打，打到皮开肉裂，场面十分惨烈。更令人感到可恨的是，这名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童伶连站都站不起来，第二天还被抬着上台继续演戏。

　　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张长城在戏班当童伶期间，遇到潮剧名教戏卢吟词先生。刚开始，卢吟词先生教给张长城的是生角，既有小生，也有老生。然而，由于自身条件限制，张长城演起小生来非常吃力，经常受到观众的质疑。“我来教你《回寒窑》！”卢吟词先生瞅准张长城的实际情况，果断让张长城改唱老生行当。苦难的日子磨练了张长城坚强的意志，他虚心学习刻苦拼搏，唱做演技也得到不断的提高。

　　1949年10月汕头解放时，潮剧还实行童伶制。据汕头市档案馆存档的汕头市总工会《潮剧童伶烧掉卖身契的总结》的统计，当时老源正兴、老正顺香、老玉梨香、老怡梨香、老三正顺香、老赛宝丰等六大班共有童伶184人，其中男童伶147名、女童伶37名。这些童伶卖身期最少尚存2年，最多尚存5年。

　　烧掉卖身契

　　童伶翻身做主人

　　我市的童伶制在1951年被废除。据林淳钧、吴国钦所著的《潮剧史》介绍，从1951年6月13日至7月29日，潮剧六大班均先后烧掉了卖身契约，恢复童伶的人身自由。当时，张长城就是由戏班自行组织，在汕头大厦烧掉了卖身契。一个存在大约150年之久的旧制度，在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洪流中宣告结束，这也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潮剧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。

　　烧掉卖身契后，童伶重获人身自由，而他们最终何去何从也引起当时文艺界的关注。此时潮汕地区还在开展土地改革，家在农村的童伶都打算退出戏班回乡分田务农。如果这批童伶都退团了，戏班就面临歇业，这使得戏班处于为难的境地。当时担任潮汕土改团团长的吴南生得知这一情况后，在土改政策中特别允许身在戏班、家在农村的童伶，也可以跟贫农一样分田。

　　随后，由艺人工管之后，潮剧六大戏班均聘请文化教员，负责给艺人上文化课，包括在童伶中扫盲。进入戏班的文化教员，随团生活，久而也熟悉潮剧创作的规律，其中魏启光、林劭贤、王菲、洪潮等，后来都成为剧团的职业编剧人。